站内搜索
欢迎访问昭通文学艺术网
    推荐阅读
人性图景的深度建构
人性图景的深度建构
——吕翼创作论
作者:杨荣昌  来源:边疆文学·文艺评论 2011年第6期  录入时间:2011年10月26日

  【作者简介】杨荣昌,男,1982年7月生,云南武定人。2006年加入云南省当代文学研究会;2008年加入中国散文学会;2010年加入云南省作家协会,同年作为代表出席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大会和云南省秘书学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作品发表于《青年作家》《边疆文学·文艺评论》《中国青年报》《云南日报》《台湾新闻报》等,并入选十余种选本,个人辞条收入《中国散文家大辞典》(作家出版社2010年9月版)。现供职于楚雄师范学院党委办公室。

  吕翼是云南昭通的彝族作家,出生于1971年,按照惯常的作家代际划分,他应归属于晚生代作家群体。这代作家普遍的写作策略是割裂传统与现实的因袭关系,强调文本的独立性,拒绝在写作中作更多的道德与现实承担。他们在追崇与现实大地绝缘的飞翔式纯艺术写作中,文本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但也使写作走向了轻质化与浮泛化的深渊,作品普遍追求自娱性,离厚重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相距甚远。在此背景下考察吕翼的写作,你会惊异地发现,他的作品无论是题材内容,表现视角,还是追求的思想深度,与他所同属的作家代际之间,都有着鲜明的差别。作为“昭通作家群”中的重要一员,吕翼站在磅礴乌蒙山之间,目光穿越群峰阻隔,向着文学的远方步步进逼,写作烙上了滇东北鲜明的地域色彩。

  一、底层文学的人性视角

  吕翼的文学创作有深厚的生活经验做底子,从他的散文集《雨滴乌蒙》中可看出,他出生在昭通的一个山间坝子,那里山灵水秀,鱼米丰盈,他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到一所山区小学任教,后调到乡教办(此类机构现已取消)编辑教学刊物,再进机关当秘书,再后来到文联当主席,编辑文学刊物,其间,没有背景后台,没有高学历资本,全凭自己以笔为剑,拼闯天下。用他的话说,“在生活中,我是一个呆子,一个劳劳碌碌的我,一只不起眼的丑小鸭;而文学中的我,是一个胸有抱负、驰骋疆场、为所欲为的人。”对底层民众喜怒哀乐的感同身受,成为他创作不竭的源泉,提起笔来,故乡那些被贫困、苦难舔干了生气的脸,那些在寒荒岁月中或荒诞不羁,或纯净美好的人与事,便浮现在眼前,任他采撷。

  短篇小说集《别惊飞了鸟》中,多次虚构了一个叫做杨树村的地方,这里生活着老转、王矮三、独眼赵四等人物,在他的多篇小说中,人物的姓名、性格常具有同一性。他们在这个藏污纳垢的边缘村镇上,出演了一幕幕荒诞、滑稽和悲哀的人生戏剧,作者借此曲折地表达了对乡村底层世界的价值观念。在基层的乡村,一村之长的权力不啻于一个土霸王,掌握着对村中大小事情裁夺的大权,《你的爹,我的儿》中,作者通过一个没有正面出场的人物“阳庚”为村民惩暴安良的故事,让乡村多种角色悉数登场,有老鸨郝姨娘,信用社主任许棒槌,村主任老转等,他们分别代表着色、钱、权,几者间互有纠葛,缠绕不清。老转时时刁难前来找他办事的村民,对为民伸张正义、修桥补路的“阳庚”则欲除之而后快。小说中,公章是老转掌控权力的筹码,作者对他几次把玩公章动作的描写,对村民敬畏公章心态的刻画,都显得意味深长。在《别惊飞了鸟》中,几个乡村小人物间的插科打诨,交织着他们多年以来的爱恨情仇,道出了底层社会粗鄙的处世哲学,在这些乡村底层小人物的身上,寄托了作者对自古以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奴性人格深深的批判和悲悯。

  反讽的笔法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别伤害了创造》中的“哥哥”是一个对机械创造怀有强烈好奇心的人,但他的爱好在现实环境中不会得到鼓励和支持,而且还会给他的生活和工作带来难堪,他先是与妻子离婚,后来在年富力强的年纪被迫在单位退居二线,接着内退回家。晚年过着形单影只的生活,却仍不忘创造他的“智能车”,终于在一天,开着他自认为已研制成功的“憨包车”,在杨树村人的惊呼中,冲下悬崖完成了他悲壮的一生。“哥哥”的身上,聚集了对科学的热爱、对未知领域挺进的冒险精神和对自己能力近乎偏执的自信,这注定了他要以悲剧的结局告别这个荒诞的世界。《行走的秩序》中,主人公“老转”是一个交通管理员,二十年间,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管理着城市的交通,他指挥的手势与国家通用的手势差别甚大,却一直将这座城市的交通指挥得井井有条,唯一的例外,是没能阻止一辆城市垃圾车的呼啸而过,致使从另一个更大的城市前来看望“我”的“叶子”倒在了岗亭前,因为叶子不懂得这座城市“行走的秩序”。而这,正是“我”大学毕业后执意来到交通管理员的岗位上,指挥这座城市秩序的原因。“秩序”隐喻的是一种游戏规则,它也许不合常理,却根深蒂固,难以更改,违反规则的人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小说的结尾,“老转”走上岗亭,以他特有的方式意图最后一次指挥交通,却发现没有一辆车听从于他,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已经不再是他的舞台。城市的行走终于恢复了它原本的秩序。《孝子》是一篇催人泪下的小说,讲述了“孝子”的寡母含辛茹苦将7个孩子拉扯长大,晚年患上乳腺癌,“孝子”为报母恩,在弟妹们对病母唯恐避之不及的情况下,四处求医。但花尽了积蓄也不见好转,万般无奈之下,他听信了一名江湖郎中的话,到家乡挖掘野生天麻,以换取中草药医治母亲的病。谁知费尽心机、冒死挖回的名贵天麻,却只能廉价地换来郎中少量的“药”,而且带回家打开一看,药包中竟是他自己卖出去的天麻!小说到此戛然而止,黑色幽默般的结局让人欲哭无泪,却给读者留下了许多关于医道医德和社会良知的思索。

  吕翼认为,“在众多的文体中,短篇小说是最具有挑战意味的一种,它看起来短小精悍、轻松随意、漫不经心,但是它对于一个写作者的艺术性、审美思考的表达,却有着非同寻常的要求。一个写作者,不管你思想有多深邃,体验如何丰富,叙事经验如何练达,文字功底如何扎实,知识如何渊博,但要写出一篇真正有意味的短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短篇小说十分有限的文体特点,决定了它必须做到高度的内敛、含蓄,必须调动自己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潜能,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艺术再创造。由于短篇小说天然具有的敏锐、短小、快捷的艺术表现形式,易于实现的叙述和实验,因而其常常成为社会转型、艺术变革时期的轻骑兵。对现实的干预与批判、对底层民众的关注与关怀、对美好情感的创造与讴歌、对腐败的揭露与抨击、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的追寻与创造,仍是当下走在文坛前沿的大家们关注的主题。”①他的短篇小说常截取社会生活中的某个横断面,揭露被各种粉饰掩盖了的生活真相,语言内敛,利落,有力度,叙事艺术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在他的拷问与质询声中,生活的脆弱性不堪一击。

  二、乡土中国的现实境域

  乡村是中国文学的母题,认识中国须从认识中国的乡村开始。作为从泥土中来的“地之子”,吕翼的身上承载了太多乡土的负担,他的满腔悲悯,他的绚丽青春,他生命中的悲喜歌哭,全都挥洒给了乌蒙山腹地的这片土地。茅盾当年在给“乡土文学”定位时认为:“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对于运命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予了我们。”②吕翼笔下的乡村题材作品,可归属于乡土文学的范畴,由风景、自然物象、方言俚语等构成的小说元素显示了滇东北高原鲜明的地域特征。但他没有停留在对乡村“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的表层摹写,而是着力挖掘这块土地上人们长久以来赖以信仰的文化哲学精神,以及由此显现的民族心理的结构与状态,在对农民文化性格的呈现中,进行人性图景的深度建构。

  长篇小说《土脉》,是吕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列入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是省作协与玉溪峨山县联合组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学创作”的成果之一。这部小说以一家三代人(老龙头、龙坝和龙田)的命运流转和价值观念变迁为主线,讲述一个山村数十年间对土地的坚守——离弃——回归的过程。包产到户时期,以老龙头为代表的旧社会出生的一代人,饱尝了旧社会没有土地,合作化时期又人浮于事的苦头,他们对土地近乎着迷,有时为了分到一块肥沃的土地不惜与相邻亲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你死我活。人们相信,只要在土地上辛勤耕耘,土地便会给予你丰厚的回报。十余年过后,市场经济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人们对土地的依恋之情渐渐淡漠了,以龙坝为代表的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前半生继承了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精神,在愈发贫瘠的土地上挥洒汗水,但当他们为父辈养老送终,将儿女抚养成人之后,感觉乡村与城市的距离愈发遥远,内心深处不安分的因素便逐渐萌动起来,于是纷纷背井离乡,到城市寻找生命的价值,最终多半挣扎于城市的底层。原先的价值系统崩溃了,辛辛苦苦建盖起来的房屋变得人去楼空,芳草萋萋,良田荒芜,当在城市找不到生存基点的时候,内心便产生了严重的挫败感和被割裂感,矛盾、困顿如影随形。他们的下一代,即以龙田为代表的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普遍以求学的方式走出大山的牵绊,走出父辈们的阴影,在现代化的城市中打拼出一块天地,从而逐渐与土地告别,甚至户口簿上,也消去了那个生长于斯的衣胞之地的名字。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农村真正成了一块可以大有作为的天地,龙田在城市的舞台打拼一番之后,又响应国家号召,选择回到故乡进行新农村建设,将青春才智贡献给这片多情的土地。小说中,三代人对土地的感情,都经历着转折,但转折的诱因各异,所做的贡献也各有不同。“土脉”隐喻的是大地之根,是生命落脚的地方。

  评论家艾自由在《以吕翼长篇小说<土脉>为例分析中国农民的N种出路》③一文中,对小说人物的角色定位作了如下阐释:老龙头——视土地为传家宝的老一代农民;龙坝——无可奈何的“廉价农民工”;龙田——“鲤鱼跳农门”的出人头地者;刘来宝(刘远航)——背叛土地的“农民暴发户”;沈妹——以青春和身体为本钱的农村浪女;木叶——有一技之长返乡创业的新一代农民。艾自由认为,“当前,我国农民的出路问题关键是农民工的就业问题,而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关键是在大城市。如何为农民工的就业尽可能地创造机会,让每个农民工找到实现自己梦想的渠道,是当前必须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和着力解决的问题。”在中篇小说《方向盘》里,吕翼通过塑造意欲走出大山到沿海打工,后因种种缘由选择留在家乡村委会当一名普通文书的尉涪形象,暗含了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宣传主旨,小说融入了大量生活化的场景描写,摆脱了主旋律文学惯有的概念化、标签化的困境,表现了鲜活的生活化特征。

  三、官场伦理的人性向度

  吕翼曾任过机关秘书,任过报社副总编辑,这些身份使他近距离地接触了大量官场上的人和事。他的小说所表现的题材、人物、情节,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不难找到原型,其虚构有着丰厚的生活经历作基础。尤其是反映官场体制对人性的戕害,官场伦理对人格的异化的作品,他更是以笔为刀,对病态的官场人格进行无情地解剖,犀锐的笔锋一层层划开温情的社会面纱,解析人性的丰富与复杂,文字放射出穿透生活本质的力量。

  中篇小说《割不断的枯藤》是吕翼影响较大的一篇作品,初刊于先锋文学杂志《大家》,后被《作品与争鸣》等刊转载,引起广泛关注。小说主人公辛苦出生贫寒,自小父母双亡,吃着苦寨的百家饭长大,后来参军入伍,退伍后做了村长、乡武装部长、乡长,因工作勤奋踏实,口碑甚佳,被领导赏识提拔为副县长。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绩和地位,整日里想的是如何为老百姓谋取更多的利益,于是力排众议负责主持修建通向苦寨的“幸福路”。然而生活并非一片净土,在副县长辛苦的辛苦工作中,他身边与他共事的人,从驾驶员、秘书开始,并不是都如他一样廉洁自律,他们都各自打着或发财或当官的算盘。在以驾驶员为代表的市侩派的诱引下,辛苦一步步滑向了与“人民公仆”背离的泥淖无法自拔,最终东窗事发,以死告终。辛苦的身上,折射的是一名从基层起步的官员,在社会大染缸的浸染之下,逐渐失去自我而变质的例子。在当代文学谱系中,阎真的《沧浪之水》中池大为的经历,尤具典型性。意味深长的是辛苦的秘书形象,他的经历跟前任领导辛苦有些相似,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由一名普通的山区教师转变为县政府秘书,他忍辱负重、低调内敛、任劳任怨的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万丈雄心,以及雄心暂时不得实现后的满腹牢骚。在一个酒醉的周末,他倾吐了内心所有的怨愤。秘书后来得到了提拔,到辛苦原来工作的乡镇任职,然而他们之间不同的是,辛苦当初多半时间是在乡下,与老百姓在一起,他的办公桌大半年都是灰着的。而这张桌子现在“已抹得纤尘不染,秘书大部分时间坐在上面,批阅文件、安排工作、喝水、打电话,或者读读党报党刊。”作者在这里欲言又止,却不难激发起读者的追问:辛苦的结局尚且如此,与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秘书,谁能保证他不会走一条与辛苦相似的道路呢?看来,象征落后与苦难的“苦藤”确实是很难割断的。

  我认为,中篇小说《会到尽头》是吕翼描写官场人物心态最成功的作品。在现行体制中,“会”是权力集中的象征,“开会”是享受政治待遇的表现,离开了“会议”就意味着散失了荣誉和权力。小说主人公调研员老冯已退居二线,开会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一天,他接到办公室电话通知,让他参加一个会议,这对在单位已渐无人问津的老冯来说,犹如被扎了一针兴奋剂。他开始为参加这个会议而忙活,为了在会议上发表意见而激动地准备着。但在会场上,主持人并没有安排他发言,他只好主动恳求给他发表感想的机会,于是他在“一板一拍、一流二水”的发言中,因讲得兴奋、投入、忘我而休克……这是一个极具戏剧性和讽刺意味的场面,小说着重描写了老冯为参加茶话会而做的种种准备,描写了他在会场中等待发言时的内心焦灼,以此刻画官场体制对人物性格的异化,可谓入木三分。

  四、灵魂深处的人性图景

  吕翼是一个对纯善人性怀有美好憧憬的作家,他笔下的人物,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无论在人生的歧路上走得多远,他都不忘给他们以灵魂救赎的机会。他书写了大量底层的龌龊和官场的黑暗,刻画了许多成功的“反面角色”,然而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显露出对社会、对人性、对未来的美好愿景。文学书写黑暗和破败,可以走向极致的深刻,但在精神的废墟之上,要重建一种更高的写作维度,凸显灵魂观照的视野,则显得尤为艰难和重要。诚如谢有顺所言:“小说只写苦难,只写恶、黑暗和绝望,已经不够了。在这之上,作家应该建立起更高的精神参照。卡夫卡也写恶,鲁迅也写黑暗,曹雪芹也写幻灭,但他们都有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作参照的:卡夫卡的内心还存着天堂的幻念,它所痛苦的是没有通往天堂的道路;鲁迅对生命有一种自信,他的憎恨后面,怀着对生命的大爱;曹雪芹的幻灭背后,是相信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情感的知己,存在着一种心心相印的生活。”④

  吕翼的文学创作虽以小说为主,但散文依然是解露他内心密码的有效通道。散文中显露出的心路历程,与他的小说在情节构思、价值观念上构成了相互映衬、相互补充的关系。他以略带苦涩的笔触回顾了自己三十余年所走过的风雨之路,那些隐于高原深处的烤烟房、洋芋、山路、牛厩改造成的小学校……几乎集中了云南山地全部的乡土元素。他倾情为故乡的人物作传,他笔下的父亲、中学同学王昌一、班主任魏老师等,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村劳动者和小知识分子,他们的悲欢荣辱,传递着来自最底层民众的真实声音。在对故乡底层文人形状的记述中,让人直观感受到昭通文学最可贵的品质:坚守、坚韧、坚强。作者的亲历性叙述,倾诉了内心对逝去岁月的伤痛情怀,祭奠了自己日渐消逝的青春。正是在这样的感伤格调中,吕翼找到了小说写作的精神背景,并由此建立起他观照灵魂的写作伦理。小说《你的爹,我的儿》中,“阳庚”是被乡村基层权力压抑和迫害的对象,但底层的卑微人物独眼赵四、王矮三依然念着他的好,把他当作自己的“爹”敬奉,当作自己的“儿”怜惜。《房顶山的鸟》中,“爹”冒死搭救被无辜批斗的“冯老师”,显示了底层人性的美好。中篇小说《谁能告诉我》中,城市白领陆小燕曾一度在灯红酒绿中迷醉,在金钱财富的诱惑下越走越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来自边远之地的武警薛卫,被他的朴实、正义所打动,但他拒绝了薛卫的示爱。在一个风雪弥漫的夜晚,薛卫为救她和她的老板尉一行而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陆小燕的心被深深地震撼,最后毅然决然地以薛卫未婚妻的身份,为她的“未婚夫”送行……吕翼以悲情之笔写出了人世的苦难,写出了现实生活的荒谬与残忍,但他的内心,一种被一种信念所支撑,他坚信在这个令人绝望伤心的世界上,还有支持人们继续存活下去的理由。

  吕翼的文学创作追求一种深度意识,他面对重大的现实题材和大面积溃败的社会病痛,没有采取浮光掠影的表层抚摸,没有流于蜻蜓点水式的隔靴搔痒,而是直面矛盾,痛下针砭,直陈己见。他致力于人性图景的深度建构,在解剖社会的复杂性,探究人性的丰富性上,表现出了一名作家可贵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担当精神。

  注释:

  ①《乌蒙山》,2006年第1期。

  ②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3页。

  ③《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0年第5期。

  ④谢有顺:《文学的路标:1985年后中国小说的一种读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274—275页。

文章录入:田登康 责任编辑:田登康
上一篇:《奢香夫人》成功之路:写人写史写精神
下一篇:陈凯歌新片携五美女 拍现实题材”重女轻男“
查看所有评论列表
发表评论者本站将记录IP地址,请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注册用户请先登录。谢谢!
评论内容
验证码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关于我们 | 投稿说明 | 读者留言
主办单位: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单位地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行政办公中心211室
电话:0870-2832012 传真:0870-2832012 邮箱:zyqwl209@126.com
法律顾问:迟学兴 刘平文 网站备案:滇ICP备05003102号
请使用IE7.0以上或者 FireFox,谷歌等浏览器访问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