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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图景的深度建构
挖掘生活痛点 演绎独到体验
——解读艾焱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向日葵》
作者:艾自由  来源:本站原创  录入时间:2012年2月21日

  

  昭通70后作家艾焱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在《青年文学》、《边疆文学》、《滇池》等全国各地报刊杂志发表大量作品,入选《中国诗典》、《崛起的昭通作家群》、《昭通作家精品集》等选本,曾获昭通市政府文学奖。先是从事诗歌创作,2006年6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诗集《第十个太阳》。近年主攻短篇小说,2010年2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向日葵》,所收录的11篇短篇小说从不同视角,通过对小人物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日常生活批判,反映和展现了作者对人生百态和人生价值的独到体验。

  

  众所周知,小说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寻找好源于生活与高于生活的最佳切入点,能挖掘出生活痛点演绎出独到体验的小说就有看头。通读15万的《燃烧的向日葵》,我发现其中凡是切入点处理得好的小说,就能引发阅读兴趣甚至阅读快感:

  《兰缘之隐》抓住“欺骗“与“背叛”、“金钱”与“友情”两组大众关注的“生活痛点”编制精彩故事,一波三折,很吸引人。在小说中,我们能体味到“诚实”的力量,它能让“虚伪”无地自容。陈雷巧设陷阱,精妙设局,意在陈长钧价值连城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奇兰“汉唐盛世”,真是利益甚于友情!读者关注的是主人公陈雷能做自己心灵的救赎者吗?也许吧,从他还有忏悔之心来看。这篇小说之所以比较震撼人心,除了故事性强,关键在于独到地揭示了“以心换心”的真诚力量,能让良心未泯的背叛者迷途知返。

  《贴地飞行的羽毛》选取的“生活痛点”是边缘化人,但由于对其血性人生的演绎而出彩。主人公肖正雄这个被事业和婚姻所“边缘化”的人毫无疑问是个血性汉子,尽管祸不单行,尽管对生活几乎已无太大欲望,但当别人皮包被抢时却毫不犹豫勇斗歹徒壮丽牺牲,体现出了危难时刻显身手的英雄本色,谱写了一首时代悲壮而久违的见义勇为之歌,给我们留下的则是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无限思考。

  《束河的故事》选取的“生活痛点”是异常人生,但由于融进亲情温暖的“独到体验”照样显得阳光明媚。这是一个精心编制的故事,苍凉凄惨而不失温情感人,人生无常带给我们的,往往是关于人生、爱情抑或友情的深度思考。《束河的故事》设悬设得巧妙,解悬亦解得合理。设悬解悬中流淌着浓得化不开的亲情和感动,木大妈终生未嫁,始终照顾因匪患失妻失子的哥哥木大爹,以及为夭折的侄儿在一间空小木屋常年点灯的添犊之心的古老故事,犹如丽江古镇古朴的民风民情,让我们久久挥之不去、一唱三叹。

  《桃木》选取的“生活痛点”是申冤无路,其“独到体验”体现为申冤始终无路悲剧所产生的巨大震撼力。犯有十年牢狱之灾的盗窃犯王士光是“莫须有”的,在求助活人无法申冤的无奈之举,竟然是到翌海湾鬼岛找鬼申冤三十年,直到老态龙钟。历经老婆私奔、老娘气死、老妹也不认他这个老哥等人生大不幸,谁之过?看《桃木》,不由想起被誉为“英国小说之父”笛福那部伟大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如果说鲁滨逊告诉了我们如何学会生存,学会坚强,学会面对困难无所畏惧。王士光的遭遇则让我们看到了即使学会了艰难生存,学会了超人坚强,由于人为因素的无法无天,有些冤屈是一辈子无法得到伸张正义的,始终无人为其家破人亡、一生漂泊买单!

  而《燃烧的向日葵》取材《圣经》中犹大背叛耶稣的故事本身比较老套,虽然是经典的“生活痛点”,但很难写出新意。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巨匠达·芬奇的著名壁画《最后的晚餐》是这个经典故事的意大利绘画版,那么《燃烧的向日葵》则可看作是这个经典故事的中国文学版。从绘画来说,达·芬奇不愧是心理描写的圣手,他一改前人绘制“最后晚餐”围桌而座的布局,让所有人物坐成一排面向观众,而耶稣基督坐在最中间。通过对耶稣的12个门徒不同嘴脸的形象逼真的描绘,让观众从人物的表情上就可以辨别出犹大就是出卖师父耶稣的人。在《燃烧的向日葵》中,艾焱则在演绎独到体验方面别出心裁,其可贵之处在于使叛徒更复杂更隐蔽,比较深层次地写出了世道的炎凉和人心的险恶。小说中的夫子被凌迟处死,阿大被真正的叛徒师兄马德华活活勒死还得背上出卖者的骂名永无申冤报屈的机会。而另一叛徒鲁男是阿大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为了荣华富贵不惜背叛阿大,出卖夫子。那田园中阿大和师父夫子精心培植的一片向日葵,被前去捉拿夫子的士兵一把火燃烧个精光。烧掉的不只是向日葵,更是夫子和阿大的希望、光明一系列美好的愿望,包括夫子对阿大众口铄金的深深误解,包括阿大面对夫子有苦难言的无可辩解。从这个意义上讲,《燃烧的向日葵》作为外国经典故事的中国文学再现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就好像1980年代重庆诗人李亚伟发表的诗歌《中文系》被奉为“莽汉主义”文学的代表作被被数万大学生传抄,而2010年福建青年作家李师江发表的同名长篇小说《中文系》照样引起关注和热议。而当代著名作家、红学家刘心武通过对清代大文豪曹雪芹《红楼梦》前80回的文本细读,力图尝试恢复曹雪芹写成又迷失的《红楼梦》后28回原笔原意,所著《刘心武续红楼梦》已于2011年3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些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毕竟要以对文学的雄心、才气和痴迷为后盾,李师江如此,刘心武如此,艾焱亦如此。

  

  构建短篇小说,悬念不能过多,头绪不宜过繁,铺述不宜过详,表达不宜和盘托出。优秀的短篇小说大多凝练集中,以少显多,否则极易写成压缩的中篇。在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向日葵》中,有些小说虽然“源于生活”了,但“高于生活”的切入点处理得不好的,尤其是在结构形态上处理不够恰当的,则显出不少漏洞和弊端:

  《找人》选取的“生活痛点”是找人引出的故事,由于没有“独到体验”显得杂乱无章,而“点多面广”的结构怎么看都是把应写成中篇的小说写成了短篇。从采用“蒙太奇结构”来构架,可以看出作为曾经是电视记者的艾焱是很熟悉电影艺术的。在《找人》中,艾焱本想通过几组蒙太奇的“镜头”组接结构来说透生活,但由于无法说透显得有些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的自由音乐人“我”的爱情,莫名其妙的全国知名音乐大师吴教授剽窃自由音乐人“我”的作品,莫名其妙的踩点小偷“黄胡子”和“灰衣人”,莫名其妙使人胆战心惊的午夜“找人”电话。有的人找对了,如“我”找的对象幼儿园老师米珊,找的哥们曾友庆和陈广辉。有的人找错了,如“我”视为良师益友的吴教授,而“黄胡子”、“灰衣人”等小偷更是以“找人”为借口行窃。茫茫人海,人的一生好多时间都是在“找人”中耗尽的,或许艾焱要表达的就是这种生活的无序之序。但是要从一篇不精彩的小说中看出精彩来无疑是考水平的,平淡无奇的“找人”故事要变得耐看耐读更是显能耐的。由于《找人》“贪大求全”,爱情线、友情线、事业线、生活线四线平均着墨,显得主线不明,挖掘不深不透,浅试则止,故事性不强,小说味不浓。若在“四线”中采取“选点突破”,“一主三辅”的“主副线式”来加强主题的深挖掘效果可能要好得多。另外就是采用“蒙太奇结构”来构架也未尝不可,就是将一万多字的短篇《找人》直接处理为三、四万字的中篇,加强故事性和小说味,只要在深挖掘上下足功夫,照样可以写得看点纷呈。

  如果说《找人》是因为结构太复杂不够成功的话,我认为《一块玻璃》的不足则是处理得太单一而显出主题挖掘不深的弊端。这是一篇有校园气息、农村气息、生活气息的小说,穷人家的孩子卢立春为了一块玻璃可谓煞费苦心,最后就像那条随水而去的僵硬的鱼儿一样无助,这是生活在城市的家庭条件优越的小学生无法体味到的。但是从一篇好小说来衡量,仅仅给我们这么一点人生感悟,我始终觉得《一块玻璃》显得单薄了些。

  《被别人踩了影子的人》选取的“生活痛点”是被别人踩了影子的下岗工人王强,在夜半三更吃烧烤喝酒过量后骑自行车将女朋友的哥哥撞死,而第二天精神恍惚的他去现场看个究竟也被一辆红色载重货车无意撞死的简单故事。其“独到体验”没有演绎好是这篇小说不很成功的关键。是文解佛教的因果报应?宣传被别人踩了影子的人不吉利的封建迷信?还是演绎人生无常?似乎不得而知。

  再看《春天来临》采用的是写作难度较大的“散文结构”来写小说,显示了作为科班出身的艾焱较好的小说构架能力和匠心独具。本来小说以“‘春天的阳光真好!’妻子说。”收尾既揭示了小说主题,又体现了一种自然本色之美,显得干净利索、言简意赅。但是却写了一大段散文来结尾:“巫堃想起刚刚经历过的事,包括工作上的不如意,包括路途上的一切颠簸和磨难,望着儿童床里蹬着小腿的儿子,他突然觉得人生中的一切波折都不再重要了,他从来没有哪一天像今天一样感受到无比的幸福。这样想着,他一下子裂开嘴笑了起来。他一边给婴儿换尿布一边动情地对妻子说:“是啊,春天真好!现在你就是我的春天,儿子就是我的阳光。”如若作为一篇散文,毫无疑问是画龙点睛之笔。但作为一篇小说,则是画蛇添足的败笔了。小说不要怕读者读不懂,要留给他们足够的思考空间和想象余地,什么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小说不是好小说。

  

  纵观《燃烧的向日葵》收录的11篇短篇小说,可以清晰地看出,艾焱用习惯性的“情节结构”来构架短篇小说显得得心应手,可圈可点的《兰缘之隐》、《燃烧的向日葵》、《贴地飞行的羽毛》、《桃木》、《束河的故事》等小说均采用此结构,而探索性的“蒙太奇结构”的《找人》、“散文结构”的《春天来临》等由于构架故事难度大些,或多或少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陷。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求新求变是可贵的品质,各种可能的探索性文本实验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炼成一家风格的必经之途。在艾焱对短篇小说的苦苦求索甚至不计阵痛中,我们不也看到了小说的春天正在向他慢慢招手吗!

  [作者简历]艾自由:云南威信人,毕业于昭通师专中文系。至今在《作品与争鸣》、《中篇小说选刊》、《杂文月刊》、《阅读与写作》、《青年作家》、《青年文学家》、《西部散文家》、《当代小说》、《云南日报》、《边疆文学·文艺评论》等报刊杂志发表文学评论100余篇。曾获第四届昭通市政府文学奖、第五六届云南杂文奖等。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云南省杂文学会会员,现供职于中共昭通市委组织部。

文章录入:田登康  责任编辑:田登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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