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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图景的深度建构
底层社会的生存图景
——读朱镛的小说
作者:杜福全  来源:http://www.chinawriter.com.cn  录入时间:2013年8月13日

  朱镛作为70后的昭通青年作家,他的文学之路是从散文开始的,然后才是小说,现在主要是以写小说为主。这个路子,好些前辈作家都认为是可行的,并且是比较有效的。在前辈作家们看来,必要的散文训练,其实是为今后的小说创作训练基本功。散文写作可以训练一个作者的文学语言和叙事能力,这基本成了大部分小说家成长的一个套路,尤其是国内的小说家,更是如此。究其原因,国内的小说家,从小学时代的作文训练开始,就是在写散文,老师不但要求我们所写的内容要真实,而且要求我们抒发的感情也要真实,不可胡编乱造。朱镛的文学之路,可以说也是走的这个路子。他在出版了散文集《奔跑的速度》之后,把创作重点放在了小说上,这为他从更为深广的层面探索时代精神、思考社会生活、拷问人生命运拓展了更为宽广的疆域。近四五年来,朱镛连续出版了两部中短篇小说集——《小巷里的茶馆》和《围捕》,里面收录的小说大都在《大家》、《青年文学》、《边疆文学》、《滇池》等刊物发表过,可以说是继散文之后取得的又一重要收获。

  一、他什么写作

  我们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是一个真正的写作者需要思考的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一个写作者没有思考过自己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的话,那他有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写的东西究竟有没有用或者有什么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写作,就说明这种写作是没有基本立场的,是没有明确的方向的,这样的写作是就是盲目的写作。

  关于“为什么写作”这个话题,海内外的作家们都曾有过讨论。比如,汪曾祺认为:“我事写作,原因无他: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他这种退而求其次的说法显得有些无奈的样子,这显然是一种谦虚的态度,但这可能就是他从事写作的一个原因。王小波则认为:“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在他这里,从事写作成了他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有这方面的才能。阎连科说,他最初写作的目的是为了逃离土地。就这一点而言,虽然显得有些功利了,但他却说出了在基层无可奈何的挣扎,最终通过写作走出来的作家、作者最初从事写作动机,这其实也无可厚非。当然,阎连科说的这个目标,只是他最初的目标。到后来,他写作的真正目标是为了排遣和抵抗。排遣什么?抵抗什么?排遣和抵抗对死亡的恐惧和害怕,当然肯定还有其他。在陈应松看来,写作是面对现实的一种方式,“写作是我们唯一的世界,失去它就失去了与现实对话的机会,失去了对生活的一种热情,就像爱一个人,在幻觉中崇拜、尊敬,保持绝对的从不怀疑的神化。”在陈应松看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写作是一个作家与这个世界对话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存在的理由和形式。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说:“大约在我很小,也许是五六岁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在长大以后要当一个作家。在大约十七到二十四岁之间,我曾经想放弃这个念头,但是我心里很明白:我这么做有违我的天性,或迟或早,我会安下心来写作的。”在奥威尔这里,他似乎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一位作家,生来就是搞写作的。不过,在他看来,一个写作者之所以从事写作,起码是基于以下四个动因(或者之一):一是自我表现的欲望;二是唯美的思想与热情;三是历史方面的冲动;四是政治上所作的努力。而法国社会活动家、哲学家、文学家萨特则认为,一个人之所以从事写作,是要表达出自己的价值倾向和基本立场,而写作就是为了“试图去阐明这个选择,看一看作者之必须介入选择,到底是不是由于这个对写作的选择。”

  应该说,一个真正成熟的作家,或者一个认真的写作者,都有、或者应该有自己的写作目的,只是各人的侧重点不同,思考的范围和方向有所差别而已。

  在《昭通日报》“五尺道”文学副刊编辑汪舒做的一个篇名为《小说,借道的生活》的访谈中,朱镛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写作是应对失落、迷茫、毁灭与生存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对待人生的一种方式。”综观朱镛目前已出版的两本小说集——《小巷里的茶馆》和《围捕》里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写作的定位是诚实的,没有虚张声势,没有回避现实,没有强词夺理,没有迂回言说。他很诚实地说出了自己对社会人生和时代精神的关注重点,并且从思想定位上确定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方向,明确了自己文学创作探索的基本主题,然后在具体的创作中不断进行实践和思考。

  在朱镛的系列中短篇小说中,针对生活在底层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严重混乱的现实面前,他们原有的价值体系被迫不断遭遇颠覆,然后开始摇曳,直至溃败而瓦解。作者就这一群体的生活处境和精神世界在赤裸裸的现实面前“失落”、“迷茫”、甚至“毁灭”的生存图景进行了深入的开掘和探询。

  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其实就是说,人与环境是有矛盾的,不然哪来的统一。我们也知道,环境影响人,人也影响环境,环境改变人,人也能改变环境。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的是,人对环境的影响和环境对人的影响肯定不都是健康的和积极的,也不是等值的。从哲学的角度上讲,量变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发生质变,这种质变有可能是一种消极的,或者说是无用的,甚至是破坏性的。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就是一个不断与生存的环境发生关系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不断地与生存的环境进行对抗,也有可能是不断地被动妥协,或者是达成和解。其实,对抗或者妥协,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达成和解,或者说对立之后是为了统一。但现实的情况是,不管是对抗还是妥协,最终也难以达成和解,于是就走向极端——“革命”,这导致了悲剧的不断上演。

  在朱镛的小说中,他常常会营造一种人与环境之间的极致关系。在这种极致的关系中,个人的生存境遇遭遇了环境的剧烈影响,环境的强大和霸道与个人的渺小和无可奈何之间发生了剧烈的矛盾冲突,形成鲜明的反差。于是,个人与环境之间,发生对抗了,或者发生妥协了,或者和解了,或者悲剧上演了,但往往是环境占据了上方的位置,它影响了、甚至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存境遇和人生命运。

  二、荒诞世界的理性存在

  可以说,在人类社会中,母亲这一形象就是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的一个重要主题,几乎所有作家都曾在自己的文字中写到过母亲。在大多数写作者的笔下,母亲是勤劳、善良、慈爱的象征,她们对子女的无私付出,从不需要任何回报。比如俄国作家高尔基在他的长篇小说《母亲》中,塑造和赞美了一位革命的、从懦弱走向坚强的母亲形象;当代美国作家米奇·阿尔博姆在长篇小说《一日重生》中,写了一位去世多年的母亲拯救失魂落魄的儿子的故事;中国现代小说家丁玲写过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生动形象地塑造了一位感情丰富、内心凄苦而又不愿安于现状的年轻母亲;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他那部最具争议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塑造了一位历经苦难的母亲形象,彰显了一种强大的母性力量……一句话,写母亲形象的小说很多,在散文、诗歌中写母亲的就更是不甚枚举了。正如著名作家肖复兴所言:“世上有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

  在朱镛的小说集《围捕》中,开篇之作就是《娘的故事》。这个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叙述视角,讲述在饥寒交迫的战乱年代,“我”娘的奶水却异常充足,在八里河一带独一无二,但“我”作为娘的亲生儿子,却没有吃过一口娘的奶水。娘的奶水,拿去喂养那些出生富贵人家却没有奶水吃的孩子了,这样可以换取一些物质上的补偿和生活上的开支。当“我”看到这些富家孩子在“我”娘的怀里生龙活虎地吃奶的时候,“我”是愤怒的,我甚至开始怀疑“我”是不是“我”娘亲生的,但“我”的愤怒是无效的,因为我太弱小了。吃“我”娘的奶水长大的孩子,吃奶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信誓旦旦,将来要如何报答“我”娘的奶养之恩,但当他们的孩子长大了,有出息了的时候,却陷害“我”的娘,害得很惨。对于这样的境遇,“我”一直耿耿于怀。当“我”回八里河当区长后,娘奶养过的三个人在八里河干坏事被“我”的副手揪出来,正在“我”为如何处理这三个人为难时,母亲告诉“我”,“我”确实不是她亲生的,而是在八里河边捡养的,她之所以不给“我”奶吃,是担心那样“我”要么像她的亲身孩子一样被掠走,要么就活不下来。娘在临终之际求“我”的一件事,居然是叫“我”宽大处理那三个人,给他们留条后路,因为他们毕竟吃过她的奶。

  《娘的故事》叙述的背景是一个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时代,是一个缺乏正义、伦理陷落的时代,是一个荒谬的、怪诞的混乱时代。在这个小说中,对于娘的故事的叙述一波三折,很富传奇色彩。特别是在那种饥寒交迫、混乱不堪的战争年代,“娘”为了生存,尤其是为了“我”的生存,就需要跟一个混乱的环境进行对抗,这种对抗需要沉着稳健而不着痕迹的智慧。这个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却机智地塑造了一位非常朴素而又独具理性的母亲形象,这一形象与混乱的时代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中,母亲的博爱、宽厚、宽容、理性和智慧在乱世中得以完美地凸现出来。“娘”在这种乱世中表现出来的博爱、宽厚、宽容、理性和智慧,超越了血亲关系,具有宗教意义上的普世精神。

  在一个短篇小说中,一个鲜活、生动、理性的母亲的形象,被作家几笔就勾画得淋漓尽致了。

  三、乡村世界的强盗逻辑

  我们生活在一个集体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集体是由无数个体构建而成的,因此,这个集体中的个体存在差异也是必然的,而且我们必须尊重这种个体差异,否则,这个集体就是虚空的集体主义和形式上的集体主义,或者成了某些掌握话语权的人的集体主义。集体的意义在于兼容、包容、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兼容独具个性的个体,包容个体差异,这样才能彰显出集体的强大能量和活力。不然,这个集体就没有生机和活力,它只是一种没有凝聚力的口号,口号之下是一盘乱七八糟的散沙。但在现实世界中,集体主义就变了味,所谓集体主义往往成了排斥个体差异的一种幌子,成了缺乏理性、蛮不讲理的强盗逻辑。

  朱镛在短篇小说《围捕》中,讲述了一个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大柱,出狱后回到自己的村庄,但这个村庄却成了陌生的村庄,自己不再属于这个村庄的一份子了,而成了村庄共同的防范对象。“村民们不约而同地上街买了锁,出去就把平时敞开的院门锁上,放养的牲口关进了圈,天一挨黑就把孩子唤回家,像慢一点就有财狼虎豹追来似的。”村庄突然在一天一夜之间发生的这些变化,是因为作为劳改犯的大柱回到了村庄。接下来,村庄里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先是六爷家喂养的二十多只鸡一夜之间被洗窃一空,村里人立马就认定这是大柱干的,尽管有毛冲站出来说他亲眼看见大柱昨晚提着钢管追回来一箩筐鸡,但还是无济于事,村里人已经先入为主做出了判断。当大柱把追回来的鸡送回给六爷家的时候,不但没有得到一句感谢的话,反而遭遇冷语相向。紧接着,正当大柱进山准备买头猪来喂养的时候,毛二家媳妇刚买来的一个双月猪被人偷了。这一巧合,让毛二媳妇认定大柱从山里买回来的猪是偷她家的猪去换来的,于是去大柱家抱回了大柱刚买回来的一对猪中“自己家”的那头小猪。从此,村庄开始有了守夜人。显然,守夜,主要是就是对大柱的防守。村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和大柱说话,连小孩都欺负他,他将自己用不完的柴拿去送人,但没有一家要他的。大柱在自己的村子里,成了一个受众人排挤并小心提防的人,一个过着寒碜的生活,只能与猪为伴、与猪说话的孤独的人。

  六爷的死,把大柱孤独的生存处境推向了极致。在给六爷办丧事的过程中,大柱与曾经的仇人老屠户相遇,喝酒之后,他们开始你来我往地抬杠,于是道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有关大柱和老屠户家以往的过节。关于大柱杀人,关于大柱与柳梨花偷情,关于大柱的女儿的死,关于毛冲的出身等等一系列事件突然在这里汇聚,也汇聚了造成大柱人生悲剧的所有往事,让那些改变大柱人生轨迹的一系列事件重新在村庄的夜空上演。当大柱痛不欲生、醉醺醺地打着火把离开之后,老屠户家的猪圈着火了,然后,在村庄这个夜晚,上演了全村人提刀弄棍对大柱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捕活动。

  在《围捕》这个小说中,村里最后那场对大柱的“围捕”只是一个事件,而真正的“围捕”,是整个大环境(村庄)对一个人的生存命运进行的围捕——村里人带着他们强烈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误解,颠倒黑白,不分是非曲直,一步一步地把大柱逼上了绝路,也把人性逼上了绝路。

  作者在最后写出了温暖而又最具悲情的一幕:

  “在人们离开瓦窑的时候,猪跑了出来,到处找他的主人。猪自从进了大柱的住处,就从没有走出门,更没有在村庄的路上走过,它的寻找很迷茫。

  “最后,猪顺着一条小沟哼哼着走,就在沟里发现了自己的主人。他睡在沟里,一动不动,半边脸贴在了水边。猪用嘴拱它的主人,把他的脸拱了翻转一半,迎向了黑夜的天幕。猪用厚厚的猪嘴,从他的头发根部一直触着,再到他的脸上。

  “大柱感觉到是什么在自己的脸上抚摸,很温柔,像小时候母亲的脸贴着自己的脸一样。可是,那是很遥远的事了,母亲早已离开这个世界很多年了,她怎么还会来抚摸自己的脸呢?他甜蜜地哼了一声,睁开了眼。一看是一头猪,是自己每天晚上都要抱着说话的那头猪。

  “大柱一下子爬了起来,抱着猪,激动得泪流满面。

  “猪挣脱了大柱的双手,跳到地上,撒腿就跑。大柱不得不歪歪倒倒地追,猪越跑越欢,径直朝村子对面的山上跑。

  “猪跑到山梁上站住了。大柱也歪歪倒倒地追着爬到了山梁上,他一抱抱起猪,抱得很紧,生怕它再次挣脱跑掉。大柱再一次热泪盈眶。泪水滴在了猪的眼睛上,猪不断地往他的脸上蹭。大柱把头低下,靠在了猪的脸上,却放声大哭了起来。”

  在这个小说中,整个村庄就是一个社会,就是一个环境,大柱作为个体的人,在这个环境中,他试图做出过努力——不断的退让,企图与环境达成和解,融入这个村庄的大环境中,成为名正言顺的“社会中”的正常的一份子。结果显而易见,大柱与村庄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存在于村里人缺乏理性的愚昧中,存在人心的冷漠无情中。村里人没有去追查这一系列事件的真正“凶手”,把真相查个水落石出,而是毫无根据地凭着臆想做出非理性的判断,毫无根据地去扼杀一个无辜的人。

  小说中,最后大柱与猪之间温暖而悲情那一幕,似乎预示着,在这个村庄里,相对大柱而言,村里人连一头猪都不如。现实的表现也确实如此,因为一个村庄居然接纳不下一个改过自新的劳改犯,不能给予一个孤苦伶仃的人以同情和温暖,反而一步一步地将他逼入绝境。当然,在这个小说中还有毛冲这样一个人一直在证实大柱没有做那些坏事,但他个人的声音必然会被众口一词的声音所淹没,因为相对大环境来说,毛冲也是渺小的,渺小得无能为力,人微言轻,说什么也不顶用。

  这个小说是不是在说,作为个体的人,在缺乏理性的环境面前,一味的退让是行不通的,环境会对你会进行慢慢的围捕,围上金字塔样的顶部,让你无路可逃,如果不想被捕捉住,那你就只有自个儿往下跳?当然,被捕捉和跳下去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四、灾难面前的人性温暖

  如果说在《围捕》中,个人与环境最终没有达成和解的话,那么,在朱镛另一篇小说《大地花开》中,对作为个体的人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另一种探索:在对抗中和解的可能性。不过,在《大地花开》中虽然最后看上去是和解了,但却是以悲剧的形式和解的。既然是悲剧,这似乎也预示着,新的矛盾也将在和解的同时产生。

  在《大地花开》中,书呆子和王小眉两家人在世人看来是有家仇的。他们两家因为争田水发生冲突,王小眉的丈夫砍死了书呆子的父亲,因此被执行枪决,王小眉的公公受伤后被活活的气死,两家人一下子死了三个人。这种因为矛盾冲突直接导致了双方亲人的去世,在世俗人的眼中,这种杀亲之仇是万万不可饶恕的。当然,这只是问题之一。还有一个问题是,本来日子过得不错的王小眉,一下子死了丈夫和公公两个男人,自己带个孩子,还要赡养瞎眼婆婆,就像一个好好的人,正意气风发地走着,突然重重的跌了一跤,人生一下子就掉进了低谷,生存的困境可想而知。书呆子和王小眉,本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一对儿,因为书呆子家里穷,结果王小眉的父母硬是将王小眉嫁给了家境不错的尹卫。因为这一变故,书呆子不但没记仇,反而冒着寡妇门前是非多的危险,在村里人说三道是的情况下,毫无顾忌地处处帮着王小眉。于是,两个人就这样在村里人的风言风语中慢慢的又走到了一起。

  在这个故事中,书呆子和王小眉之间有一种杀亲之仇的矛盾,但这种矛盾最终被一种真诚的情愫所调和。还有一种矛盾,就是村里人对书呆子那种不合时宜的看法,以及对王小眉的妖艳、无赖和寡妇身份的误解和排斥。因为这些,书呆子和王小眉成了村里人眼中的异类,受到众人的鄙视和排挤。而王小眉和书呆子面对众人的流言蜚语,面对众目睽睽之下的压力,他们的反应不是一味的妥协和退让,而是采取积极的方式自顾自地朝着自己的方向走去。书呆子知书达理,对王小眉的丈夫砍死自己的父亲自然不会记恨于心,因为那是不可挽回的过去了,生活得面向未来。王小眉对于书呆子的一片好心相助,开始心里自然还是有疙瘩的,但因为自己的现实处境的困难,还有书呆子不畏人言的一片诚心,于是接受了书呆子。

  “她们(王小眉和王秀儿)之间的矛盾,在干旱中,随着旱情的严重蒸发了。

  “从那以后,王小眉家的围墙拆除了,三个院子回到了以前,合成一个宽大的院子。人们也感觉王小眉其实啥都没变。她穷也罢,富也罢,她都是一样的人,只不过是生活的方式,在环境的改变下适应着生活。之前人人看她的眼光就觉得,她富裕的时候,拽得屁股翘上天,穷的时候比谁都计较。这个时期,人们的心里,除了对水的渴望,什么都变得很轻很轻。”

  最后,书呆子当着众人的面向王小眉求婚,在村里人看怪物样的目光中静悄悄地结婚了。结婚之后,王小眉找着了水源,而且拿出这些年卖鸭蛋积攒起来的钱去买了三台发电机和水管,打算把水从岩洞里抽上来,这样全村人就不用去排队等水了。王小眉和书呆子还打算把鸭子卖了,把水管直接连接到村庄来。当水被书呆子从岩洞里引出来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王小眉的口哨声是那么悦耳和动听。于是:“他们知道水是怎么来的了,人人在高兴的时候,也都被书呆子和王小眉的举动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对王小眉之前的误解、怨恨和不顺眼,全都像被水隔在了另一个地方。”

  在《围捕》中,大柱与村里人的冲突在最后的那场丧事中被推向了极致,矛盾被进一步推演到高潮,最终爆炸了。而在《大地花开》,王小眉,还有书呆子,与村里人之间的矛盾和过节,在一场来自天灾的大旱中和解了。这个和解的过程,有着长期的对抗和斗争,也有着人性的回归和人性的光芒,因为无论如何,村里人是把王小眉当人看的,并且承认了人的个体差异,也承认了人的复杂性和变化性。故事虽然以悲剧的形式而告终——书呆子被埋在了岩洞里,但这种悲剧较之于《围捕》的结局而言,让人感觉到了几分人性的温暖和人间情味。

  五、生存困境中的价值嬗变

  前面的提到的两个小说,《围捕》围绕个体的人面对环境的不断退让,最后终于无路可退了;而《大地花开》则围绕着斗争和对抗来探索人与环境的关系,最后终于达成了和解。下面要说的小说《仲熊》,则是个体的人在环境面前发生了价值观的变化,这是在环境压力之下的投怀送抱。

  当年编发朱镛小说《仲熊》的《青年文学》编辑雪媛为这个小说写过一个简短的评论:“故事的核,是人性最基本的尊严丢失后的种种发生。这一切的发生,纠纠缠缠,成了个疙瘩。仲熊从乡下来到不能种庄稼的城市,工作是每天徘徊在车站,把要去省城昆明的旅客,尽力拉到他的那张车上。拉一个人,报酬是十元。这种令他惊恐令他兴奋的收入,过去只有在梦里,才可能见到。仲熊家的贫困是这样造成的,因为不识字的父亲配错了农药,致使即将大丰收的土地完全枯萎了。妹妹出走了,仲熊也因此辍了学。穷困后的生活是潦倒的,家里的老鼠开始疯长,买不起猫来拿耗子,父亲就经常捉一只大的耗子,用晒干的黄豆塞进它的屁股里。黄豆在获得了充足的水分和温度后,发胀了,耗子因此无法排泄就发狂,就拼命去咬其他的耗子。父亲就是用耗子制服耗子的方法,去消灭争夺他们口粮的坏东西的。故事是一贯的,在背后隐藏着什么。管理仲熊的老板娘,因为器重一个颇具能耐的打工者,引起了仲熊心中的些许嫉妒微澜,但仅仅是微澜,仅仅。小说的最后以那个打工者被一场车祸改变了命运,仲熊也因此得到老板娘的青睐而收场。这种意味,有一种恶毒的同情。在这里,仲熊是个符号,代表了社会底层一类人的生存状态。当自身的价值观,因环境的改变而严重倾斜后,他们的行为多少都会带着一些畸形。抑或可以从这个截面上,反映了当下社会的种种缺失。”

  在这个小说中,仲熊因为贫穷,他有尊严的努力似乎难以满足贫困的需要,就像江亮一样,于是,个人的价值观在现实的环境面前做出了变向,向环境做出妥协,屈从于环境。如此一来,什么尊严,什么自尊之类,就会不堪一击。江亮是老板娘养的情人,这一点曾经让仲熊觉得不可思议,然后是羡慕和妒忌。当江亮出了车祸,对于老板娘来说就失去了价值,于是立马让仲熊递补了江亮的位置。这种关系和现实,是赤裸裸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当事人也是看得明明白白的。在这里,导致这种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可能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内在因素,但对于个体的人仲熊来讲,最起码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迫于生计,迫于自己艰难的生存处境,这是客观原因:二是迫于虚荣,内心经不起外在环境的诱惑,这是主观原因。而正是这一主观原因,导致了人的价值观念的迷失,在强大的现实环境面前弱不禁风,反抗无效,甚至没有反抗的资本,与其如此,不如顺从,在环境中迷失自我,价值观做出转变或者让步,让步于赤裸裸的现实。

  这个小说让人想起一句已流传多年的流行语——生活就像被强奸,与其拼命反抗和挣扎,不如躺下来好好享受。

  六、现实社会的婚姻景象

  当代学者黄纪苏《竞争、不平等与比较欲求》一文中指出:“近三十年里,整个中国经历了社会价值观的山河巨变,每一次‘热’作‘潮’起,都成席卷之势,各个亚文化、小圈子不是被文凭扫荡,就是被钞票吞噬。”在这个精神世界普遍陷入迷乱境地的时代,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等一些带有贬义色彩的价值观不再仅仅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主义”,这些“主义”已经深入地影响了人的生活,浸入了人的大脑,左右甚至掌控着人的生存命运。这些“主义”对人的影响,对于生存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其实是一种强制性的入侵。在这里,人们不仅仅是随波逐流,而是被滚滚潮流不由分说的席卷而行。当然,在这滚滚潮流之中,你也可以洁身自爱隔岸观火,保持自己不被席卷而行,但这样你就只有孤独地永远站立在社会的最低处,抬头看似前程似锦,脚下却无路可行。当然,被席卷而行之后,随着潮流一起到达终点的可能性很小,而是随时都有搁浅在岸的可能,因为在强大的潮流面前,我们是那么的渺小,随时都有可能被抛弃在荒芜的角落。

  随着一批掌握了社会财富的人此起彼伏的炫富热潮,兴风作浪地在社会上掀起了一阵有一阵的财富观乱象,让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眼花缭乱,让本来有点“阿Q”精神的人不再安于现状,内心深处开始暗潮涌动,蠢蠢欲动。朱镛在几个有关爱情和婚姻的小说中,对生存在这种社会现实中的人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深入的探询,企图从一种社会现象入手,透过表象窥视其爱情和婚姻的本质所在。

  在《月夜》中,“我”和王小影同时分工在大山脚下教书,“这个地方真他妈的不是凡人呆的地方,别说见不到一个女教师,就是飞过一只麻雀也是公的。”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教书生活,“我”与王小影在相处的过程中,终于情投意合地怀着美好的愿景相恋了。之后,王小影调进了城,于是慢慢地跟“我”疏远了。后来,王小影提出跟我分手,嫁给了当年在学校企图强奸她并被她告发,之后被停职了的罗大鹏。王小影嫁给罗大鹏之后,在城里过着物质充裕精神却极度空虚的生活,最后死于酒精中毒。

  在《诱惑》中,“我”和女朋友海燕大学毕业后,在阳城“我”的一个高中同学赵一的公司里打工,然后“我”的女朋友海燕被赵一霸占,“我”离开了公司。结婚五年,“我”一直过着艰难的打工生活,因为没房没钱,所以一直没要孩子,对此妻子意见很大。当赵一因为生产和出售含有激素的“花儿洁肤霜”被告发之后,赵一准备给“我”二十万让“我”我跟他当替罪羊,并许诺只要他不进去(坐牢)就会想办法把“我”弄出来,不会让“我”受罪。这确实一个不小的诱惑,有了这二十万,“我”就可以拿来买房,就可以要孩子了,也就可以给妻子一个完整的家了,至少减少二十年的艰苦奋斗。正当“我”为此事踌躇的时候,前女友海燕告诉“我”当年她嫁给赵一是因为赵一在她醉酒后强暴了她,而且结婚后赵一像一个变态狂一样虐待她,割她大腿上的肉来炒给她吃。海燕告诉“我”这些真相后,在赵一出二十万的基础上,再加十万,要和“我”做一笔交易,就是叫“我”在明天之前别答应赵一做他的替罪羊。无疑,这又是一个更大的诱惑。结果怎么样,朱镛没有在小说中说出来,留给读者自己去揣测。

  在《昨天星期六》中,主人公小玉与丈夫结婚五年了一直没有孩子,开始本来还过得不错,婆媳关系也还过得去,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小玉发现了丈夫的很多毛病——“明阳是个从来不会节省和节约的人,从来不为他们的生活做一个规划,一点责任心没有。明阳那时就在客运公司帮人开车,一个月挣回来的钱,交一部分给他妈,剩余的就是他自己在用。往往是,手里有一百块钱,他要用出两百块来。抽的烟,都是好烟,低价一点的烟他就认为是劣质的从来不买。买衣服全都是名牌,不是名牌他看都不看一眼;穿的鞋子,一双可以花去七八百元……”加之一直没有孩子,婆婆对小玉就看不顺眼了,于是夫妻关系越来越紧张,小玉最终决定跟明阳离婚。

  综观这些小说,我们会发现主人公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现实”(物质)之上的,达成他们最初结婚的是物质基础。他们的结婚,对于男方来说是一种肉体的欲望,对女方来说是一种物质的欲望,所以,他们结婚不是因为感情,而是因为欲望,这无疑有着强烈的“现实”意味。比如:在《月夜》中的王小影看来,“有了钱,生活不就很富裕了么”,于是,她放弃了情投意合的爱情,嫁给了有钱人罗大鹏,其实就是嫁给了金钱;在《诱惑》中的海燕看来,“我们走入了社会,不再是做梦的年代,现实根本不给我们想象,我们必须走进现实”,因此,她嫁给了“现实”;《昨天星期六》中的小玉,则“是个乐天派,不管将来,不担忧,不恐惧,她很洒脱地面对现实,一直以来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生活方式”,而且,她以这种个人的人生态度选择了自己的婚姻。综合考察他们的婚姻,我们会发现这种婚姻关系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关系强调的是眼前的、短暂的、外在的、物质的等方面需求,因此是一种被动的、欲望的婚姻。如果是以情感纽带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婚姻,在面对现实的基础上,需要一种“浪漫主义”情怀,强调理想的、长远的、内在的、精神的需求,这是一种来自心灵世界的主动诉求。“现实”是个变化莫测的东西,这种“现实”既是你的“现实”,也是我的“现实”,更是他的“现实”,是大家的“现实”。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一旦婚姻选择了“现实”,而这个“现实”你又没有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或者自己没法把握,那就是一种有风险的选择,必然要承担这种风险带来的相应后果。所以,朱镛给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建立在物质和欲望之上的婚姻最终必将以破裂而告终。

  话说回来,造成这种婚姻的不幸,也不仅仅是个人的原因,而是趋于这个时代的大环境,她们都是属于被潮流强行席卷而行的人。在一个物欲横行的时代,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一部分人利用已有的条件或者通过各种手段和关系掌握了大部分物质资源,他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更多的人则挣扎在底层为基本的生存空间疲于奔命。这部分人,如果不安于现状,就会产生强烈的比较欲求,就必然会铤而走险,臣服于“现实”,做“现实”的奴隶,以此才能分享一点“现实”的盛宴。如此一来,在这种强大现实的冲击和诱惑下,有的人对自己的人生失去了起码的价值判断,做人的立场遭到严重的颠覆,甚至没有了立场,只能在“现实”的世界中过着精神空虚、灵魂无所依寄的孤魂野鬼般的生活。

  王小影死了,与其说是死于酒精中毒,还不如说是死于精神的崩溃,她再也回不来了。

  海燕呢,她将要做一笔更大的“交易”,她是要把赵一“交易”进去,然后把自己从困境解放出来。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而小玉,她说“我一定要找回昨天,重新活我的第二人生”,于是,她一定要记起昨天的事来,因此她毅然而决然地离了婚。

  这几个人,当初他们义无返顾地投身于“现实”,结果在“现实”的泥潭中滚了一圈之后,有的人被活活地淹死了,有的人弄得伤痕累累,疲惫不堪。于是,他们开始了逃离“现实”,只是逃离“现实”的方式不同而已。至于她们逃离“现实”之后还能不能回到“自己”身上,我觉得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终于明白了在“现实”之外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存在。

  七、没有结束的结语

  作为一个读者,读朱镛的小说内心是非常纠结的,这种纠结有时还伴随着绝望和阵痛。他的小说,对于那些生活在都市且衣食无忧的人来说,可能有一种魔幻主义的色彩,认为这些事件在现实中不太可能发生。就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外界普遍以魔幻主义来解读它,或者说它是一种寓言,但马尔克斯却说,他小说中写的那些在外界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他的世界里其实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再比如,莫言的长篇小说《蛙》,里面写的那些有关抓计划生育的场面,在中国偏远乡村之外的人看来,它可能就是属于魔幻的,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我要说的是,我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属于现实主义的,而且真的很现实,因为里面写的事情,在我生活的地方就真真实实地发生过。

  现实是一个很宽泛的领域,因了这种宽泛,我们常常会难以把握这种现实的真实本质和精神向度。这让我想起著名诗人雷平阳那首写《亲人》的诗,当故乡还是云南或者昭通的时候,我们也许会觉得故乡的范畴实在太宽阔了,还找不到情感的着力点,当我们的故乡不断缩小,缩小到出生地,缩小到只剩下亲人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出故乡和亲人的分量——像针尖上的蜂蜜,刺痛和甜蜜同时并存,这才是故乡的神经,也是牵动诗人神经的所在。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朱镛的小说,我觉得可以套用雷平阳的那句诗——像针尖上的现实。因为他的小说,刨开了庞杂且庞大的大现实,对浮于面上的不关紧要的东西进行了剥离或者回避,然后以一个极小的视角把敏感的触角伸进去,进入了庞杂繁复的生活内部。这就像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卧底,冒着生命危险是为了打探对方的核心机密——人性深处的东西。在这里,我想引用《青年文学》杂志的一段评论来归结朱镛打探到的机密——“朱镛通过他对底层生活的体验,把人性中最深处的东西逼出来,挖出来,挤出来。无论于事还是于人,作者对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农民(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都表现出无比的悲悯与同情。朱镛的写作姿态是扎实沉稳的,我们也由此感到他独到和鲜活的生命体验和感觉。”

  面对这样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的生存现状和精神处境,一个作家,除了探测和呈现之外,还能做点什么呢?恐怕就只有悲悯和同情了,因为作家的手中除了一支相对而言可以自由把握的笔之外,其他的就一无所有了。正如学者黄纪苏所言:“在这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底层人民困窘的经济境况和卑下的社会地位,不可能给他们文化上心理上太多悠然自得的空间。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待于真正经济上的‘共同富裕’和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所以,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群体的生存现状,一个作家显然是无能为力的,他能做的,就是给予“生活在财富价值观‘金色恐怖’之下实在喘不过气来的底层人民”,在“文化心理上给他们找个避难所”,也就是从精神上给予他们更多精神抚慰和人文关怀。作为一名作家,朱镛具有这种情怀,而且也有这种抱负。

  2013年7月15日(完毕)

文章录入:田登康  责任编辑:田登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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