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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的大匠规矩
——介绍《姜亮夫全集》
作者:王子今  来源:博览群书  录入时间:2011年12月31日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曾经出版“姜亮夫著作选本”8种,在此基础上又于2002年10月推出24卷本的《姜亮夫全集》,使学界得到研习参考的方便,而一位学术巨人的科学风格,也明朗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姜亮夫全集》由以王元化、李学勤、季羡林、汤一介、饶宗颐为学术顾问的姜亮夫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定,收有《楚辞通故》、《楚辞书目五种》、《重订屈原赋校注》、《二招校注》、《楚辞今绎讲录》、《屈原赋今译》、《楚辞学论文集》、《瀛涯敦煌韵辑》、《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莫高窟年表》、《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敦煌学概论》、《敦煌碎金》、《敦煌学论文集》、《中国声韵学》、《古汉语语音学》、《昭通方言疏证》、《古文字学》、《甲骨学通论》、《诗骚联绵字考》、《古汉语论文集》、《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史学论文集》、《文学概论讲述》、《词选笺注》、《北邨老人文集》、《成均楼文录》、《陆平原年谱》、《张华年谱》、《日记》、《回忆录》,总计1200万字。在近年整理问世的名家文集中,就数量和质量而言,均堪称煌煌巨制。

  姜亮夫先生的学术视野极为宏远,研究范围极为广阔,李学勤先生就此有“宽无涯涘”的评价。据《姜亮夫全集》前言所举,有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四大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他都有为学人所必读的重要著作,其贡献之大,乃世人共见”(李学勤:《姜亮夫全集序》)。而据姜亮夫先生自己说,史学是他创立学术功业的长期实践的一个“中心”。在《史学论文集序》中,可以看到他这样的话:“我一生治学至杂,但也有个不太明显的中心——古史,往往被楚辞、汉语、敦煌、文学等冲淡,而史学的问题自‘五四'以后,非常庞杂,学说纷起,新材料也时时发现,我在这潮流中,追逐不已,为许多科学性强的学说所震撼。”于是,“下决心走朴学道路,与史学正式接触。曾发愿注《后汉书》,但王先生昆明湖之痛第一想到屈原,所以廿八岁写成《屈原赋校注》,从此对古史接触多了,于是才扩大为古史学的研究。”他还写道:“总的说来,治史是我的治学目的”,“志趣所在,主于古史与近世史”(20卷第1页,第12页)。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自叙》中又说道:“要之以语言及历史为中心,此余数十年根株所在”(1卷第2页)。

  对于列于《姜亮夫全集》中第一种专著的《楚辞通故》,姜亮夫先生曾经说:“全书似当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归趣。然予于马列新说不练达,无真知,若徒衣被华采,而运不中程,则对学术为伪妄,为不忠实,以媚世冒不诚之罪辜。余钝根人也,性躁而疏,亦颇知其率直浅露,勿事于侜张,其有未达,愿学焉而已。”“辩证唯物主义非强学不可知。余学之不专,敢以真诚为言,虽愚暗莫能通达,浪费精力时间,乃至纸笔、物质,不能不深自检束者矣!”(1卷第2页,第5页)这是1976年秋天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留下的文字,由此可以察见学者深心的“真诚”和“率直”。那么,在这里,姜亮夫先生所谓“运不中程”的“程”,指的是什么呢?

  “程”在这里,应当是指学术的法度、程式、规范、原则。

  《孟子·离娄上》开篇就写道:“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按照汉代学者赵岐的解释,“离娄,古之明目者。”“公输子鲁班,鲁之巧人也。”“虽天下至巧,亦犹需规矩也。”孟子接着又说:“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规矩,方员之至也。”以“目力”和“规矩”的结合,则可以不穷其用。孟子以工匠技术为喻言政治文化,《孟子·告子上》又记录了他的名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赵岐注:“大匠,攻木之工。规,所以为圆也。矩,所以为方也。诲,教也。教人必以规矩。学者以仁义为法式,亦犹大匠以规矩者也。”孟子在这里所讲述的道理,是直接的政治范畴的王道主义或者道德范畴的“仁义”精神的宣传,然而从学术层面来理解,或许也可以借用以强调学术“法式”或者学术的“程”的作用。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中就有这样的论说:“孟子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今之为时文者,岂必裂规偭矩矣乎?”我们面对现在的社会文化形势,其实同样也可以看到“今之为时文者”中颇多“明目者”和“巧人”“裂规偭矩”的行为,即对于学术原则和学术规范的破坏和违背。

  久已成为中国学术优良传统的“法式”和“程”或说“规矩”,最主要的是实学的原则。

  在关于《楚辞通故》一书总体学术宗旨的陈述中,姜亮夫先生有“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的说法。对于这一原则,姜亮夫先生以为“似颇合科学律令,与辩证唯物主义相表里者”(1卷第4至5页)。这种科学风格在空疏之风有所上扬,学术泡沫充溢书市,“徒衣被华采,而运不中程”者大有人在的今天,应当有益于指正学术途径,净化学术气氛。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自叙》中说,他生平治学,在于“以语言、历史相关合,求所以为国宣教,为青年作导游”(1卷第8页)。如果有一些青年学子能够有心继承这种实学传统,发扬这种实学精神,则可以不愧对老一代学者的苦心。那么,我们也许还可以借用孟子的话来形容这种科学的学术风格的传递:“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我们强调“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的实学传统的科学意义,并不是否定博采和创新。就姜亮夫先生的学术实践而言,是始终重视学术视野的扩展和学术方法的更新的。他所谓“五四”以后史学“学说纷起,新材料也时时发现”,自己曾经“在这潮流中,追逐不已,为许多科学性强的学说所震撼”的回忆,就是证明。李学勤先生总结说,“姜亮夫先生于三十年代广读马克思、恩格斯及摩尔根、穆勒利尔、梭罗金、涂尔干等人的著作,并于1935年赴欧洲,于巴黎大学进修考古学。他与马伯乐、伯希和、戴密微、叶慈、翟理斯等英法汉学家结识,且在法京国民图书馆应王重民先生之邀,检阅敦煌卷子,多有收获,足见他的学术,绝非闭门墨守者可比”(《姜亮夫全集序》)。姜亮夫先生自己也曾经说,他的古史研究,注意利用“我们考古工作大发达”的有利条件,成果中也“有些文化人类学的踪影”,他甚至主张“把自然科学许多说素尤其是材料引入人文科学,来对文史作一些具体分析”,这些都是传统史家无可比拟的。姜亮夫先生对考古文物的重视,特别值得史学工作者关注。他曾经说,当年前往欧洲,“本意想学考古学”,“我看了巴黎的四十多个美术博物馆,伦敦的大不列颠博物馆,加深了我如何用科学方法研究古籍的想法”,他甚至曾经准备“跟着到希腊、埃及去考古发掘”。姜亮夫先生在古史研究中,也注目“民俗史的舞台”,重视对“由礼俗转化为民俗”(20卷第2至6页)以及相反“借民俗可知礼俗的根源”(20卷第15页)等社会文化现象的考察。他回顾自己学术生涯时,所谓“余一生无他业,日与故纸堆为侣”,然而“生平治学方法,亦多所变革”(1卷第8页)的总结,应当说是符合事实的。正如姜亮夫先生自己所说,在追求“铢两悉备,确切深透”的基础上,“为新方法(综合)、新课题而努力,是余之愿也”(1卷第3页)。一方面求实,一方面求新,正是姜亮夫先生学术工作的原则。

  姜亮夫先生以治楚辞学和敦煌学知名,然而对于秦汉史研究亦多有令专门治秦汉史者惊异的成就。

  姜亮夫先生自己曾经说:“秦代史中,我只写过一小本《石鼓文小考》及一篇《诅楚文考》,《诅楚》已入《楚辞学论文集》一书之中,《石鼓文小考》后来散入《读书朴识》中去了。”这两种成果,严格说来,应当说是“秦史”研究,而非“秦代史”研究的收获。姜亮夫先生这里的“秦代史”一语,体现出将秦史研究前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史的思路,在他的学术意识中大概早已形成。

  有关两汉社会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的论著,姜亮夫先生说:“即以‘《史》、《汉》优劣'一个小题而论,我同金鹤望先生有过讨论,因搜集一下过去的讨论,即得文至卅多篇,而一切分别专科,如《地理志》、《河渠书》、《艺文》、《食货》等研究的论文也实在不少。我有过一本《读书朴识》,《史》、《汉》的摘记为多,但都是语言文字考证为主,我已收入《商旧录》中。”《桓谭疑年的讨论》则收入《史学论文集》(20卷第414至432页)。“还有《国策论》上下两篇,主要是说西汉以‘孝'治国,加深了中国家庭的牢固性,东汉末以义气相尚,一方面成英雄割据,一方面也成为义气相尚的民风,乃至于后世江湖义侠之所由,……”(20卷第13页)。

  对于也可以归入汉史研究成果的一篇早期文稿《曹子建与洛神赋》,姜亮夫先生有语极诚恳的回忆。他写道:“……残存一篇《曹子建与洛神赋》,金先生说‘思路奇古,未必服人之心',不知何人说与季刚黄先生知道,他见我时说:‘你学胡适格式,他以类书为文,你连类书都未翻过。……'这是我一生受严师最大的一次教诲,从此以后,不依靠类书,也知道了类书对做学问的限度。不知为何,近年来一位河南大学的同学把原稿送还我,我第一次重见此文,近来想想‘严师为难',决定连这稿也烧掉,以求心之所安。”(20卷第14页)学术大师面对传统实学“格式”和“严师”“教诲”毅然焚稿以求心安的故事,可以看作学术史的珍闻,作为后生学子,读来不能不深为感动。

  浏览《姜亮夫全集》,我们得知,《汉书》研究也曾经为姜亮夫先生所关注。《古史论文集》收入《汉书札林》,有关于《汉书》6篇的札记14条。题下有姜亮夫先生说明:“此余《读书札林》中之残留,全书凡4万余条,在抗战中曾应昆明师范主编之《文史周刊》之求,全稿予之。余遂来去苏、沪间一年后乃归,则知为一族间人所据。云南解放后又见毁。此《汉书》笔记数十条,则录在《汉书》之眉者也。遭“文革”之劫,《汉书》失所在,不意女儿昆武为录者尚存,甚是珍惜,其实其不中程者尚居半数,以其灰烬不忍弃,遂全录入云”(20卷第405页)。作为世纪学者,姜亮夫先生生活和工作的大背景,是“百年间风云变幻,中国的学术进程也是一波三折,路转峰回”(李学勤:《姜亮夫全集序》)。我们不知道已经毁失的姜亮夫《读书札林》“全书凡4万余条”中有多少是“前四史”的笔记,是不是同样“《史》、《汉》的摘记为多”,在感叹世势震荡的同时,自然也深深惋惜其中可能多有秦汉史研究心得的佚亡。而“其实其不中程者尚居半数”的自谦之语,对照姜亮夫先生“我们现在学术上的情形,自吹自打,腼不为怪的情形,如此其多,已大可怪”的批评(20卷第577页),也可以引发我们深思。至于所谓“不中程”,是十分谦逊的说法。“程”,在这里,仍然可以理解为实学的法度和规范,即我们在前面说到的学术的“大匠”“规矩”。

  (《姜亮夫全集》24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2600.00元)

文章录入:田登康  责任编辑: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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