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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云秘史(十四)
作者:邹长铭  来源:昭通文学艺术网  录入时间:2011年5月20日

“非婚生”子弟

  在少年纳吉伟史的记忆中,父亲是悬浮于大凉山峰巅的一朵飘忽不定的云霞,是斜掠过金沙江狭谷的一抹扑朔迷离的残照;虽然云霞和残照也曾在寒来暑往的某个瞬间光临于德古坪子的日业家的庭院,但你根本来不及领受他的光明与温煦,他又早早地消逝于山岚与水雾编织的浑沌之中。少年纳吉伟史好像从来就没有真实地拥有过一个父亲。是的,他多次这样想过,他一直这样认为。

  也许,在冬春之交的某一天早晨或某一天半夜,那个他应该称之为父亲的汉子会如候鸟样突然飞落在日业家的门前。马蹄沉重地践踏着铺满清霜的小路穿过德古坪子,时而清亮时而沉浊的马蹄声使林莽中栖息的鸦雀和潜藏的豺狼霎时间变得躁狂。纳吉伟史刚来得及睡眼惺松地从床上跳起,母亲早已且惊且喜、如歌如吟地扑到了父亲的怀里。纳吉伟史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而且认为母亲绝对没有必要这样冲动,心里便会油然生出许多的嫉妒、愤怒、怨恨,和某种奇怪的被谁剥夺了什么的感觉。他不希望看到父亲走进德古坪子,他不希望看到母亲且惊且喜、如歌如吟地扑向那汉子而把自己冷落在一边。但他无可奈何。他既无力阻止这一切发生,也就无力否认这一切确实曾经发生。

  在父亲回到德古坪子的那几天,日业家的庭院和庭院四周的旷地便成了大凉山区一处热闹的集市。父亲用马驮上卸下的盐巴、针线、布匹、农具,交换彝民手里的天麻、杜仲、麝香,还有成捆的沾满草屑与泥污的羊皮和刚刚剥下的鲜血淋漓的牛皮。纳吉伟史成年后才明白这种交换给交换双方所带来的收益的巨大差异,一斤盐巴换十对麝香,一枚缝纫用的钢针可以换一口袋皮张,但在父亲嘶哑的吼声中仍表现出平等、宽容,甚致不无惠赐与施舍的意味。纳吉伟史从这种近于原始的易货贸易中所获得的感悟,使他在后来的鸦片统销统运的经营策略中受益非浅。马驮子上的货卸完了,马驮子上的货又捆好了,父亲将一箱鸦片或几十块银圆随意地丢在母亲的枕头边,便又如飘忽的云霞和迷离的残照一样消失了。

  入夏,汛期的第一次洪峰过后,父亲又会在某一天的半夜或者某一天的早晨走进德古坪子。不再赶着成群的驮马,不再有时而清亮时而沉浊的马铃声,追随在父亲身后的是一群身材魁梧,衣衫褴褛,形象丑陋的汉子。母亲仍然不懂得掩饰冲撞在心头的那种激情,总是在纳吉伟史刚刚睡眼惺松地惊醒,便早已敞着怀且惊目喜如歌如吟地扑到父亲怀里。父亲则显得疲惫不堪,毫无激情,只能以粗糙的长满硬茧的双手摩挲着母亲的肩头,以表达他被疲惫消解了的有限的温存。母亲是容易满足的,在接受了丈夫并不动情的抚摩后,便会喜不自胜地忙着招呼日业家的汉佃、娃子杀猪宰牛,接待父亲和他的那一邦伙计。彝家有规矩,客人进门,不管是否相识,都要主动招呼,装烟倒茶,杀猪宰牛,喝“罐罐酒”,吃“木柯肉”。纳吉伟史四岁 ——也许是五岁——那年夏天亲自参与过对父亲的接待,他清楚地记得那次共宰杀了10头壮阉羊,10 头壮阉羊被分割成120坨、装进120个“木柯,”他因此断定父亲那一伙不会少于100人。

  吃完“木柯肉,”喝了“罐罐酒,”父亲就领着那一伙人上山了,把满山遍野的青松、红松、化桃、赤梨等树木伐倒一大片;再选准一个合适的地带,把不知多少年前因为垮山之类灾变掩理于地下的、被称为“阴沉木”的杉树刨出来。随后,伐倒的青松、红松、化桃、赤梨扎成木排,“阴沉”肢解成做棺材的大板,赶着汛期的最后几拨大水,父亲和他的木排,和他的“阴沉”又走了,随波逐流,漂泊到一处被称为“叙府”的码头,将木材换成银子,换成可以交换麝香、虫草的盐巴、布匹、缝衣针之类。

  一朵飘忽不定的云霞。

  一抹扑朔迷离的残照。

  一个在日业阿菊家打尖歇宿的商人。

  在妹妹纳吉莫阿力出生以后,日业家世居的德古坪子就再也找不回父亲的足迹,乡亲们在窃窃私语中传递着一个信息:赚大钱的纳吉乌梯被人宰了。真的吗?母亲不知偷偷地哭过多少回,但好象也未采取过任何切实的步骤,以证明纳吉乌梯“被宰”的消息究竟虚妄抑或真实。纳吉伟史许多年后才明白,母亲之所以不便采取任何切实的行动,是因为母亲和父亲的结合缺乏必要的手续,没有经历过提亲,许口、烧鸡吃、奠酒、迎亲那一整套繁琐礼仪的“公证”。明白了这一点,纳吉伟史也就明白了自己身分的特殊。

  不管父亲是不是真的“被人宰了”,反正纳吉伟史很快就把他忘记了。日业家虽然不像纳吉家那样显赫,那样有权有势,但也有上百亩土地上千亩山林,也有几家汉佃几十名娃子。除了母亲那双被忧郁、哀怨、痛苦浸泡的眼珠,和夜半猝发的哽咽、抽泣,失去父亲并未对纳吉伟史的生活产生实际的影响。他顶着大凉山的蓝天长高,他踩着金沙江的涛吼长大,他挽着硬弩,挥着砍刀走进大凉山的林莽,一路扯着嗓门吼着渲泄某种情绪、表达某种原始欲望的山歌:

  三月一枝飘三月三,

  手挽手儿上牙床呀我的干哥,

  有情我的郎,

  快快我小妹,

  左手给郎搧扇子呀,

  右手给郎脱衣裳呀我的干哥。

  五月一枝飘是端阳,

  新打船儿闹金江呀我的干哥,

  有情我的郎,

  快快我小妹,

  两边绑起划船浆,

  中间坐起少年郎呀我的干哥。

  对于少年纳吉伟史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也许是这样一次经历——

  就在传说父亲“被人宰了”的那年冬天,日业家与日鲁家、阿尼家、阿祜家结盟对付德渣乡的阿霍家。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外祖父日业拉达让纳吉伟史参加了喝血酒的隆重、盛大而又不无悲壮的仪式:一头长着两颗白花花獠牙的公猪被圈围在旷地上,日业拉达点燃手中的松油火把,先在公猪的额头上燎去一撮毛,公猪穷凶极恶地暴吼一声,龀着白花花的獠牙一边倒退着一边鸣噜噜作呻吟声。日业拉达手中的火把又不容迟疑地杵到了公猪臀部,公猪复暴吼一声,在圈围了的旷地上兜着圈子疯跑。该由少年纳吉伟史表现了。日业拉达把一柄铁锈斑驳的开山斧塞到他手里,他感觉得到母亲扶在他肩上的双手在扑簌簌颤抖—— 纳吉伟史忽然想到自己刚满8岁,但这显然不可能成为他怯懦、畏缩的理由。——8岁的纳吉伟史攀着斧头钻进了公猪疯狂奔跑的圈子,日业拉达提一根木棒走在他旁边,但纳吉伟史此时并不特别看重外祖父的存在,他尽量使自己表现得沉稳、勇武、振奋,像一个真正的彝家汉子。当公猪疯跑着又一次窜到纳吉伟史面前时,他擎着的斧头狠狠地砸到了公猪的鼻梁上。几乎同时,他看到外祖父日业拉达的木棒也落到了公猪的后脑上。纳吉伟史很不满意外祖父的插手,他很想再举起斧头再来那么一下,然而不经打的公猪已经倒下了。后来的一段过程就比较乏味,日鲁家的人在倒地的公猪的脖子上又捅了一刀,阿尼家的人用“木柯”接血,阿祜家的人再往盛血的“木柯”里冲酒。纳吉伟史再次感到兴味盎然是日业拉达让他用“倒须壶”盛血酒的时候。——“倒须壶”像个硕大的歪嘴的蜜桃,壶顶没有口,壶嘴从壶的半腰斜斜地长出,壶底偏又开了一个孔。纳吉伟史捧着“倒须壶”先把玩了一阵,将壶倒过来,从壶底的小孔中注入血酒,按规矩十分郑重地向上、向下、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各擎三下,以表示对天地万物诸神的崇拜,再把“倒须壶”捧送到各家支代表手中,让他们轮流喝一口血酒。纳吉伟史也喝了,代表纳吉家喝了;也盟誓了,以纳吉家支代表的身分。

  “我是纳吉伟史,我以纳吉家支的名义盟誓;愿与日业、日鲁、阿尼、阿祜家永结同盟,戮力同心,生死相依,若有背叛,人神共殛。”

  纳吉伟史照样自由自在地成长于大凉山的林莽与金沙江的涛吼中,没有因为曾作为纳吉家支的代表喝过血酒而勾起对于父亲的怀念,而更多地感受到在自己身上流淌着的纳吉家族的血脉。只有偶然的不多的几次,他会从投映在泉水中的自己的倒影上看出父亲依稀可辫的形象;会在亲手捕捉到了一双狡兔或射杀了一双鹞鹰的瞬间,感受到父亲的精气神在自己的血脉中涌动。

  证明父亲暂时还没有“被人宰了”,还活着而且活得比较滋润,是在民国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的下午。纳吉伟史记得那个日子,记得当时情景。天晴得很透彻,日落之后,山岚和水雾还在狭谷和林莽中聚散不定地游弋。在天宇湖蓝色的背景上有一朵艳艳若血的云霞,云霞幻变着形象,如狗、如仙姬、如鬼云。有秋风习习,黄叶飘零若骤雨,时而清亮时而沉浊的马蹄声在德古坪子传递着,随后落在了日业家的庭院。来的是纳吉家的信使和几名护卫。当时,百无聊赖的纳吉伟史正蹲在院墙边饶有兴致地用干牛粪烧烤一只刚刚捕杀到的斑鸠。纳吉伟史注意到信使和护卫在拴马的时候不错眼珠地瞪着他,但他不屑理会。直到母亲复又且惊且喜,如歌如吟地朝他跑来,他才蓦然警觉肯定发生了某种不寻常的事态。

  那天晚上,外公日业拉达喝了很多酒,母亲日业阿菊也喝了很多酒。母亲说:好了,这回好了,你爹当官了,纳吉家来接你了,好了……。母亲咧咧嘴想笑,却又一把搂住他哭得昏天黑地。外公也说:好了,伟史会有很多田地,很多很多娃子,比在日业家强。日业拉达喋喋不休地唠叨了了不知多少遍,又哼起了一首忧伤的山歌:“三个石头三锅桩,一个孤人在远方,抬头不见鹞鹰飞,低头不闻米酒香 ……”妹妹纳吉莫阿力好像也醉了,也咿咿呀呀地跟着外祖父哼那首忧伤的山歌……

  夜深了。日业家的火塘是烫人的,但四壁侵淫的寒气仍使人时时感到侵肤透骨的凛冽。纳吉伟史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想说,也不想用那种忧伤的山歌去驱散弥漫于心里的雾霭。他只顾闷着头喝酒,新酿的米酒和陈年的苞谷酒所给予他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虽然他无力用语言作出准确的表述。他喝着酒,心思茫然而又怆然地走进了大凉山无涯无际的林莽,他在未可预卜的瞬间便拥有了这林莽中所有的一切:青松、红松、化桃、赤梨,还有深理于地下的“阴沉”;獐子、麂子、马鹿、牛羚,还有那奇妙的在时序中幻变的冬虫夏草;他会拥有自己的马帮,自己的卫队,自己的庄园,甚至也会有一个掌管成千人马的官衔 … … 这就是纳吉伟史?他茫然而怆然。如果财富和权势都特别地垂青于纳吉伟史,他应该与母亲日业阿菊,与妹妹纳吉莫阿尼共享。可是,她们能“共享”吗?她们明天将在哪里?日业家的火塘是温暖的、烫人的,但四壁浸淫的寒气已经预示着冬天将很快到来。当第一场大雪落下,站在松乐村纳吉家庄园高高的碉楼上眺望风雪弥漫的德古坪子时,他还能看见母亲、妹妹以及日业家房上如梦魇样飘散的炊烟吗?早熟的12岁的纳吉伟史哭了,爬在日业家烫人的火塘石上恸哭。

  矢志坚贞、仁德贤惠的姑母龙登凤充分考虑到日业阿菊日后生活所必需,馈赠了三百两成色十足的朱提银、一百只羊子和一张三十亩养生地的契约。这笔绝不菲薄的赠礼同时也了表明纳吉家不准备承认日业阿菊的合法地位。显然也充分考虑到了纳吉莫阿力在血缘、亲情等各方面与纳吉家的关系,提前为莫阿力留下了一笔可观的嫁奁。当然,提前留下也含有“勿再打扰”的意思。

  当纳吉伟史即龙绳祖也就是龙二公子跨上马,在护卫的簇拥下蹄声得得地离开德古坪子时,他不敢回头,他害怕在回头的瞬间自己会滚落马下。他恍恍然然,仿佛自己正捧着“倒须壶”,正吞咽着热辣辣的血酒;他发誓总有一天要让母亲和妹妹也骑着高头大马,也在护卫的簇拥下堂堂正正地走出德古坪子。然而,终其一生,龙绳祖也未能让自己的誓言变成现实。

  1952年9月17日。香港浅水湾。原国军暂编24师少将师长龙绳祖弥留之际,忽奋而跳起,面朝西,三跪九叩,悲呼:“阿母!阿母!”复喃喃念叨:“……莫阿力……莫阿力……”语未绝,气绝。时年 42 岁。

龙旅长的“第二职业”

  清道光年间,一位既对官场有感情,也对文坛有兴趣的大号叫彭毓崧的名士,在辞官赋闲后写了一本书,叫《泛舟纪谈》。书中,彭先生对其在云南做官时感受很深的一件事,写下了两句很精彩的评语。一句说:“署中厮役多滇人,虽号贪无餍,无烟无以为活也。”另一句说:“滇人以烟为命,则不能不以烟为粮。”尖酸、刻薄,对“滇人”多有不恭。不幸,他说的完全是事实,这从当时任云贵总督的阮元的奏折中可以得到印证。

  至于清末民初,彭先生所指斥过的情形就更为恶劣。也有一篇当时人留下的纪实性文字,其中写道;“栽种的婴粟姹紫嫣红地开遍田野,人挑马驮运输鸦片的络绎道路,商店售卖土膏和烟馆开灯供应遍于城乡,制售烟具的小商贩遍于市场……”如之何?不但生产发展,流通也很活跃,更有社会化的服务体系。“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曾经训令,不准政府对鸦片下旗息战,但云南历来的统治者都未曾照这明令采取正确的措施,反而时禁时驰,甚至在鸦片上想尽办法谋取利益。”

  利之所趋,弗为德政,不谋善举。很正常。唯一的例外是蔡锷。蔡锷在任滇督时期曾责令民政司制订过禁烟条例和巡视禁烟规则,态度是坚决的,可惜蔡锷在任未及两年便与云南“拜拜”了。

  唐继尧1913年第一次上台,对鸦片还不便公开亲近,“犹抱琵琶半遮面”,以征收鸦片厘金代替烟禁,而且明文规定:各厘金局收取鸦片厘金后出具的单据上,只能以天麻、黄连、贝母、黄茂等等名目指代——开假发票,既掩人耳目,也便于各级官吏从中做些不干净的手脚。1923年第二次复辟回滇后,唐继尧更需要大笔的经费开支,也更需要大量的生活消费,干脆开放烟禁,不但强迫种植,鼓励运销,还公然勾结日本浪人,提制吗啡、海洛因出售。这是唐继尧所为。

  龙云上台,为确保军费开支和其它种种开支,对鸦片的种植、吸食、运销,既强调市场调节,也决不放松计划管理。譬如种植,某县某乡某农户种植多少亩,均有指令性计划层层下达,政府按计划下达种植数收缴“烟亩罚金。”进入流通领域,运销鸦片的交“运销税”,吸食鸦片的交“红灯税”,开鸦片烟馆的于“红灯税”外再加“特种消费捐”;既不种植又不吸食更不参与鸦片经营的又当如何处置呢?交一笔“懒烟税。”1932年,南京政府发布三年禁毒、六年禁烟方案和禁烟禁毒治罪条例。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蒋介石也正依赖鸦片的收益来围剿红军,禁烟、禁毒不过是个姿态。龙云精明,便也搞了个“分区分期展种”的方案,以姿态对姿态。稍后,干脆由政府全部垄断鸦片的收购、运输、加工、销售,谓之“统运”,把烟禁当作“烟政”来办。这是龙云对待毒品的态度。

  抗战爆发后,从沿海各地疏散到川、黔、滇、康等内地省区的人很多,其中的瘾君子也不在少数,烟价暴涨,这无疑又是一个机会。就龙云来说,一方面确有筹措、支应抗战军需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在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中需要鸦片以为媒介,为家庭、儿女、子孙未来前途计,鸦片收益也是一笔不可或缺的来源。“前方吃紧”,民众对当局的种种德政和苛政都不敢妄加指评;“后方紧吃,”吃多吃少都能从“确保抗战军需”中找到开销的名目。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龙主席以及他的“舅子党”以及他的大管家二管家一类,自然都不会放弃这样的一个机会,便在鸦片的“官倒”和“私倒”上认真地动起了脑筋。

  首先是货源。清仓盘库的结果令人鼓舞、唐继尧勾结日本浪人加工制造的粗吗啡尚有3000多两,海洛因也有1000余两;从“统运”与“缉私”两条渠道所得的鸦片生土有3100多箱,计约420余万两,全部存放在省政府的仓库里。货源充足,绝对不会匮乏。第二个应予考虑的问题是市场营销渠道。相邻的川、康、黔行情看涨,市场看好,而且刘文辉、刘湘、杨森、周西城的经纪人与龙云的大管家、财政厅长陆崇仁也已有过几次接触。从价格、运输、风险系数各方面综合分析,向川、康、黔方向倾销是首选目标;而要向川、康、黔倾销数百万两鸦片,最理想的集散地当然是地处三省结合部的龙云故里昭通。天时、地利,条件绝对优越,剩下的最费周折的难题是物色一个能全权代表龙云的经纪人。这个经纪人要绝对忠诚,要与滇、川、康、黔边缘地区的地方势力有特殊的关系,要有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经验和能力。条件既已明确,人选自然也就产生。谁?独立旅少将旅长龙绳祖。

  年满十二岁才回归龙云家族的龙绳祖是幸运的。龙云的元配夫人阿书牟开明,没有因为丈夫不忠,蓄养外室而用异样的目光看待龙绳祖。龙云的继室夫人李培莲是开明的,没有过份计较龙绳祖最初一段时间表现出来的冷漠、疏远、戒备甚致敌意,尽可能为这个并非己出的儿子提供帮助。因此,不管是在松乐村纳吉家的庄园里,还是走进昆明东海子边的龙公馆之后,龙绳祖都受到了一个贵族子弟应该受到的照顾,应该接受的必需的教育。

  1928年冬天,按照龙云的指示,龙绳祖离开炎山赴昆明。有人护送,有人接待,沿途大大小小的军政长官都非常乐意为龙二公子做点什么,接风、洗尘、馈赠程仪,等等等等。最初的惶恐过后,龙绳祖很快适应了让人吹着、捧着、扛着、抬着的待遇。龙主席的公子与日业拉达的外孙原来还真不是一回事呢?龙绳祖开始品出了滋味。

  半个月的旅途结束,副官长龙龄九把二公子接进了东海子边的龙公馆。一间用法兰西家具和灯具布置的卧室,一间可以起到潜移默化作用的弥漫着书卷气的书房,一位准备担任家庭教师的东陆大学政洽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一切都已为龙二公子准备妥当。随后几天,副官长龙龄九充任向导,领着龙绳祖分别拜望了表叔卢汉,表叔爷卢浚泉,既是表叔又是表舅的龙泽普、龙泽汇,既是表姑又是表婶的龙泽清。也拜望了几位虽不是至亲,却也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贵戚:财政厅长陆崇仁、民政厅长张维瀚、建设厅长陇体要、教育厅长龚自知……好大一棵树哟!盘根错节,枝繁叶茂,旁枝歧出,遮天蔽日,人生一世,就在这棵树上吊死其实也不委屈。对于龙绳祖来说,德古坪子已经非常遥远了,日业拉达外公、日业阿菊母亲、纳吉莫阿力妹妹,也只能在未来岁月的某一个时刻才有可能重新回到龙绳祖的心里。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1932年,龙绳祖继乃兄龙绳武之后,也成了著名的圣西尔学院的毕业生。归国后,也同祥担任了父亲的护卫,职衔是滇黔绥靖公署护卫大队长。

  1936年,护卫大队长调任独立团团长。未几,独立团扩编为独立旅,上校团长顺理成章地晋升少将旅长。

  1939年7月,龙绳祖率部驻防昭通。“维护滇、川、康、黔边区治安,稳定抗战大后方秩序,推进昭通地方行政建设。”——公开宣示的宗旨先赢得了昭通民众的一致拥护,而龙旅长本人所表现出来的与乃兄龙绳武、三弟龙绳曾不同的个人风格,更令市井百姓为之倾倒:宽容、敦厚、体恤下情、尊重民意,所以口碑很好。或许正因为如此,在倡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20世纪90年代,昭通故里主持其事的诸君仍不忘为客死香港的龙绳祖立传垂名。传曰:

  “……在驻防昭通期间,没有镇压过学生运动,在某些方面还给予一定的同情和支持。……他被推选为昭通旅省同乡会名誉理事长后,筹集了一笔钱,用来奖励家境清贫但成绩好的同学,为家乡培养人才。经过中共地下组织的细致工作,龙绳祖逐渐倾向同情和支持进步力量。1945年,他捐了几万法币,赞助中共党员朱××开办《大路周刊》报纸和大路书店,并经常到店中询问情况。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中,他还以他妻子的名义捐出十万法币,表示对学生的支持和同情……”

  如之何?挺有口碑的。可惜漏记了一段不应该漏记的历史。

  如果说。12岁才走出德古坪子回归纳吉家族的龙绳祖没有想到他会当上少将旅长,会成为云南历史上最大一次鸦片倾销活动的总经纪人,那么,他更不可能想到,他一生中最辉煌也最黑暗的经历,竟然会在市俗的筛选中被淘洗掉不洁的渣滓而仅剩下绝不真实的闪光的精华。

  如果说,龙绳祖是在某种负罪的情感的渊薮中郁郁地走完了他四十余年的人生历程,那么,在他身后四十余年所得到的虚假的人生定评,难道又能使他的灵魂得以超脱吗?

  历史不会欺编,但历史常常被欺编。

  龙绳祖驻防昭通的七年间,不管他如何进步,如何具有民主意识,平民意识,他毕竟是龙云的二公子,毕竟负有龙云交待的特殊的使命。“吕端大事不糊涂”,他清醒得很。

  1939年秋,由龙绳祖的部队负责押送,将省政府库存的2000多箱近三百万两鸦片陆续运至昭通销售。龙云虑事周密,考虑到这样的行动根本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与其保密不“密”,不如干脆摆到省府委员会议的桌面上统一认识。“为支应抗战军需,不得已而为之。”动机无可非议。“由省府财政、警务、统运各机关派员协调处理,款项一律通过银行办理。”手续也很完备。至于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诸如:批次、数量、价格等等,自然应该由有关职司人员权宜处置。为了表明省政府办事稳妥,由龙云的大管家、财政厅长陆崇仁选派了一名职员,作为财政厅的代表驻昭通经理其事,实际上由龙绳祖全盘包揽、全权处理。

  龙绳祖也辛苦,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紧张的营销活动中。先要物色一批经纪人。独立旅的军需、参谋、营连排长、纳吉家族的至亲密友,只要依托一个商号的名义或临时筹组一个皮包公司,就可以取得经纪人的资格,买进卖出可以赚钱,居间介绍可以得到回扣,大鱼小鱼、饿虎饱虎,皆得其所哉。其次是交易形式,按龙旅长的规定,每注交易以一箱起码,照原封每箱1200两计算,经纪人将要货的数量、报价等有关资料呈送龙旅长,批多少,按什么价格结算,完全由龙旅长一支笔审批。至于经纪人所联系的货主、成交价,龙旅长一般不过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管住一头,放活一片。”搞市场经济,最要紧的就是个利益分配问题。省政府按照实际情况确定了一个指导价,每箱鸦片生土按国币5000-8000元掌握,另加保管费100元。在指导价的浮动范围内,龙旅长可以机动处置。也就是说,只要按5000元一箱的金额向省政府结算,省财政厅的帐面上就可以平衡。有龙绳祖的官倒加私倒,昭通鸦片市场盛极一时。合理、合法、受政府和驻军保护,各地烟商闻风而至,络绎于途。“在昆明买卖,鬼鬼祟祟;在昭通经营,大大方方。”许多开烟馆的还正大堂皇地张贴广告“省府库存,川庄云土,货真价实。”“代售公烟、代购公烟。”流毒不尽,祸水漫漶。天之罪?人之罪?

  事过境迁,当事人均已作古,不好妄言龙绳祖乃至龙主席有贪污中饱的行径。设想,如果龙绳祖和龙主席愿意在这桩历时七年之久,数量近三百万两的鸦片倾销中染指的话,所获岂只数百万元?岂只是由朱文高、朱志高经手套往国外的二十五万美金、八百两黄金?但愿这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罢了。

  龙绳祖一生做官也就做到少将师长。少将师长一生的功名也就是云南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鸦片倾销活动。功罪盖棺当可定,是非何须后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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